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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

   日期:2021-07-25     来源:www.nxcdfc.com    作者:未知    浏览:464    评论:0    
核心提示: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同盟历来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同盟理论以权势均衡论为基础,其很多内容到今天仍具备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同盟研究获得的要紧进展主要体目前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中,代表性成就有“同盟困境”理论、“威胁均衡理论”与对致使体系不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等。与传统理论相比,这部分理论具备更强的系统性和实证性。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规范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规范层面和规范、认可层面来讲解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规范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网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总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情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可能由于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离别、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困难程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情况已有了非常大程度的改变。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由来、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就,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种类的比较剖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块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致使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p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能够帮助加深大家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革新。在新的国际策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饰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通常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同盟的运势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权势均衡理论大家得知,取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非常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这样……北约(的解体)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pp.73-74.)”然而,至少到现在为止,现实的进步好像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非常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只没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用途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状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一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概念。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大。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怎么样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遭到质疑,而自由规范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重视权力和系统结构原因有所不同,自由规范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规范(institution)的同盟打造后其本身具备的生命力;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认可(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讲解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量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点。
因为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R.Holstietal.,UnityandDis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Alliances,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1、同盟的概念
同盟包含的意思好像每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伙常见同意的概念却并不是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常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
阿诺德·沃尔弗斯觉得,“‘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块与一同的敌人战斗(注:SeeArnoldWolfers,"Alliances,"inDavidL.Sills,InternationalEncyclopepaofSocialSciences,pp.268-269.)。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概念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势力而组成的关于用(或不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部分国家是不是已被予以明确确认。(注:GlennH.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ournalof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一样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款或协定并非打造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讲解他如此概念是什么原因时说,因为当代很多国家都不想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款,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别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同盟条款,但无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款”的签定事实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大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2.)。沃尔特的看法应该说有肯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极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款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极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注:RobertOsgood,Alliance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p.18.)”但问题是,正如没婚姻证书便没办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情况一样,在没正式协定的状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不是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概念中的一个难点。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概念愈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p.105.)。
尽管存在如此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概念毕竟还是一同之处居多。这表目前,第一,构成同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第二,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范围内的合作与承诺,它一般使成员国在特定状况下负有用或考虑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第三,同盟一般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常见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部分共识可以使大家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2、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深思战争的社会环境和学界理想主义风靡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随着着同盟在二战获得最后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用途,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看重。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与《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通常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页;HansJ.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inArnoldWolfersed.,AlliancePolicyintheColdWar,pp.184-212.)。他觉得,同盟与权势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权势均衡是历史上权势均衡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角逐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变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种选择:其一,增加我们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我们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实行同盟政策。一国是不是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p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一同利益与相应的政策及推行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不是一致。摩根索还依据5种不一样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规范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近况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保持近况的同盟),与规范化的同盟和非规范化的同盟(注:SeeWolfers,"Alliances,"p.270;and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用途,奥斯古德觉得通常可以分为4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与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程度有时甚至会超越第一项,由于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总是会产生非常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尤其是预防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保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困难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后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Osgood,ibid.,pp.21-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状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以后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备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有哪些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要紧问题。在这方面剖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一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赖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己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法来看却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状况大多只不过一种幸运的巧合。(注:Arnold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EssaysonInternationalPolitics,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目前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解决的危险,从而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拟定出策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筹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址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便在如此做时一国不能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靠谱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觉得,因为在实践中,“各国还没筹备不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期望以常见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不过一种幻觉(注:ArnoldWolfers,"Alliances,"p.270.)。
除此之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策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RobertL.Rothstein,AlliancesandSmallPowers.)。
总的来讲,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权势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应对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不过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觉得,“同盟势必是用途于多国体系的权势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12;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通常比较小心。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有哪些用途,也可以起不好有哪些用途,还可以不起用途。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很多看法直至今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如此或那样的局限性,尤其是他们“极少对各种通常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将来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3、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目前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第一,传统现实主义者觉得,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觉得,国家的目的是安全,而权力只不过达到此目的的方法之一。第二,也是更为要紧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用途所产生的后果中探寻缘由,主要通过剖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讲解政治后果。后者则觉得,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用途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质,即单位层次上来讲解,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讲解,如此才可以全方位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讲解,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剖析、与一些与同盟问题有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很大的影响和启迪。这部分学者中包括目前在同盟研究范围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剖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baum)在剖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用的“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个定义(注:MichaelMandelbaum,TheNuclearRevolution:InternationalPoliticsBeforeandAfterHiroshima,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譬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因为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一直都不是绝对稳定的,所以被我们的盟国抛弃的担心也一直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可以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防止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需要表明自己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期望或者不势必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忧遭受“牵连”而计划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怎么样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假如为防止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大概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适得其反;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进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的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止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小心从事(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pp.466-467and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况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因为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状况不那样紧急,在处置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如何担忧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剖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觉得只须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483—489and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参见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126.但依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考证,最早用“看风使舵”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觉得,因为各国追求的目的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容易见到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由于,正是较强的一适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同意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看法,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容易见到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每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假如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大家本应看到很多美国目前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ofAlliances,p.275.)”这与现实状况不符,因此,有必要对此前围绕权势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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